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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审计治理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莫艳琴 苏 红 韩 峰(副教授)(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南京 211815)
  ◆基金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家审计治理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项目编号:2017SX02007Q);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项目“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国家审计对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GAS161049)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812(2018)14-0062-04
摘要:近年来,雾霾、水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愈加突出,考验着国家对生态环境的治理能力。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和重要保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2005—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生态环境质量与国家审计治理七个相关变量的函数关系,并通过构建五大模型来分析各指标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
关键词:国家审计  生态环境  计量模型  长江经济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为打造更美丽、更宜居的家园,治理生态环境问题刻不容缓。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重要保障,对生态环境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主要从国家审计方面入手,探讨国家审计治理作用于生态环境质量的途径。通过构建国家审计治理的相关指标、建立相应的函数关系和计量模型,揭示国家审计治理对生态环境质量产生的影响。
  一、国家审计与生态环境文献综述
  (一)国家审计相关研究
  王孜(2016)提出,政府审计治理水平越高,越容易揭露高管的腐败行为。王会金、戚振东(2013)认为,国家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国家审计。上官泽明、吴秋生(2017)指出,通过构建国家审计治理能力评价指数,可以更好地对其作用进行衡量。张世鹏(2015)认为,应通过国家审计的本质及审计风险的相关概念研究、国家审计风险的影响因素及机理分析、基于结构方程的国家审计风险影响因素实证检验,来对国家审计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李凤(2018)提出,供给侧改革及经济新常态等对国家审计提出了更高要求,应对国家审计进行准确定位,并考虑国家审计新的路径机制。唐琴珠(2017)提出,大型国企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成分之一,对其进行审计监督,减少违法乱纪等不良现象,不仅可以促进其自身的发展,还可以对其他企业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使市场秩序更加井然有序。蔡高锐、白皓冉(2018)指出,应以INTOSAI为视角,探索国家审计提升我国财政透明度的路径。胡耘通(2017)认为,在现阶段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国家审计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审计治理作为审计机关服务党和国家监督的重要手段,还存在不足之处。马轶群、崔伦刚(2016)提出,国家审计的着力点是通过对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的两方面审计,对监管套利行为、套利空间以及套利根源进行监督,最终实现稳定金融和防范风险的目的。唐大鹏、李鑫瑶(2015)认为,国家审计会成为权力运行内部控制构建的主要外部推动因素之一。汪德华(2016)认为,在供给侧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宏观调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国家审计,也应该适应市场潮流,开展创新,以促进经济更好发展。陈信贤(2017)认为,政府性债务风险的预警、控制较为困难,可以将审计相关理论贯穿其中,以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控制。欧文胜、李玉英、刘伟(2013)认为,本质上,国家审计就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金晶(2017)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研究了环境和环境政策审计之间的关系。王素梅(2014)提出,从财务审计跨入合规审计,最后向着绩效审计迈进,是环境审计的必经之路。
  (二)生态环境相关研究
  郭荣茂(2017)认为,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一环,要求制度创新和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来,以加强对信息的监督与反馈,从而更好地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王芳、黄军(2017)认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生态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李周(2001)认为,为改进生态环境治理,应最大限度地减少项目实施中的依附关系,不仅有利于提高上述工作的质量,并能保证其客观公正性,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项目评估中的信息不对称。黎明、李春华、杨宝(2015)认为,生态环境具有外部性,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平衡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活动,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田千山(2012)认为,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无论是采用市场调控模式,或是政府强制模式,或是企业自觉模式对生态环境问题加以治理,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都会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多元共治模式即三者联合则会产生新的局面。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对于生态环境治理已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国家审计也已进入了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但关于国家审计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滞后。首先,对于国家审计环境治理研究的系统性不足。其次,对于国家审计环境治理基础理论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比较侧重于对应用方面的研究。第三,缺乏完善的国家审计环境治理理论和规范的国家审计环境治理方法。是否需要对环境事项予以关注并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依赖于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加大了审计人员实施国家审计环境治理的难度和风险,使得国家审计环境治理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最后,国家审计环境治理缺乏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本文认为,为了更好地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应将国家审计与生态环境治理进行更好的结合。
  本文选择了与国家审计直接相关的四个指标:审计执行能力、审计处理处罚能力、审计矫正能力、审计协作能力,尽量涵盖国家审计治理的各个方面。此外,还引入了外资引进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支出三个指标。这三个指标与国家审计治理不直接相关,但与环境质量有关。将这七个指标与生态环境质量建立起函数关系,并进行变量的分析说明。最后与实际相结合,探讨国家审计治理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及途径,并提出相应的结论和建议。
  二、计量模型及分析说明
  (一)计量模型及相关变量
  本文建立的计量模型如下:
  lnENit=α+θ1lnFWZit+θ2lnURBit+θ3lnRDit+θ4lnSJZXit+θ5lnSJCFit+θ6lnSJJZit+θ7lnSJXZit+ξit    (1)
  其中,i为省份,t为年份,EN为各省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FWZ为各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URB为各省的城镇化水平,RD为各省的研发支出,SJZX代表国家审计执行能力,SJCF代表国家审计惩罚能力,SJJZ代表国家审计矫正能力,SJXZ代表国家审计协作能力,α为常数项,θ1—θ7为各变量的参数估计值,ξ为随机误差。下面详细介绍各变量的含义及构建过程。
  1.生态环境质量(EN):与生态环境质量直接相关的主要是工业废水、废气及烟尘的排放量、城市绿化水平,故本文以市辖区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吨)、工业烟尘排放量(吨)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来衡量生态环境质量,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先区分生态环境质量中的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然后进行标准化处理;再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指数,该指数越大,说明生态环境质量越好,反之亦然。
  2.外资引进水平(FWZ):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单位:亿美元),并按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单位:亿元)。
  3.城镇化水平(URB):各省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4.研发支出(RD):各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活动经费支出额(单位:万元)。
  5.审计执行能力(SJZX):因难以获取审计实施情况的具体信息,长期以来国家审计机关都将查出的问题金额作为审计实践的重要成果(宋常等,2006)。审计机关披露的问题金额与审计工作执行能力成正比。故本文采用审计机关查出的违规金额数量作为审计执行能力的替代指标。
  6.审计处理处罚能力(SJCF):本文参照朱荣(2014)的方法,使用审计机关做出的审计处理处罚金额与查出的问题金额的比值来衡量审计处理处罚能力。
  7.审计矫正能力(SJJZ):本文根据李江涛等(2015)的研究,采用违规违纪金额处理率来表示审计矫正能力。违规违纪金额处理率是指已上缴财政金额、已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的金额与已归还原渠道资金之和与审计机关查出问题金额的比值。
  8.审计协作能力(SJXZ):本文以审计机关提交的审计报告(建议)和审计信息被采纳的比率来测度审计协作能力。国家审计机关提交的审计报告和相关信息被相关部门采纳的比率越高,则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成果获得相关部门协作与配合的力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本文以2005—2013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审计年鉴》。《中国审计年鉴》能找到的比较完整的最早数据为2006年版,报告的是2005年的数据;目前《中国审计统计年鉴》只出版到2014年,报告的是2013年的数据。用于基期调整的价格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上页表1为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生态环境质量和其他变量及相应统计量的数据。
  (二)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及变量的解释说明
  1.计量模型的选择。选择合适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是进行计量估计的首要任务,本文使用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2005—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对包括城市和年份的固定效应方程进行F检验,其概率估计值为0.0000,小于固定效应假设下的F检验相伴概率,即拒绝原假设,证明为固定效应模型;接着进行LM检验,LM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000,小于临界值,故模型存在随机效应。最后,Hausman检验显示,伴随概率为0.0000,无法通过随机效应原假设,即应将固定效应计量模型应用于方程。
  综上,方程的估计应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表2为模型检验相关数据情况。(表略)
  2.样本的计量估计结果与分析说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估计,可以分析国家审计治理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分别将四个指标引入方程,看这四个指标的估计结果,并将四个指标全部引入方程,再看结果的变化情况,判断和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共计五个模型如表3所示。表3列出了外资引进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支出、审计执行能力、审计处理处罚能力、审计矫正能力、审计协作能力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的面板综合估计结果。为了排除国家审计治理影响的融合性,确保结果的准确性,表3中也展示了单个国家审计指标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数据结果。
  从模型一中t绝对值的大小可以看出,外资引进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支出、审计执行能力、审计协作能力指标的估计值都不显著,未通过检验,说明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不显著。而审计处理处罚能力的t值为3.49,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生态环境质量有影响,且发挥正效应。即审计处理处罚能力每上升1%,生态环境质量上升1.0969%。审计矫正能力的t值为-2.35,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对生态环境质量有影响,且会产生抑制作用。即审计矫正能力每上升1%,生态环境质量下降3.3512%。在综合作用下,审计处理处罚能力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为正,且大于其单独发挥作用时的影响。审计矫正能力对生态环境质量会产生抑制作用,且抑制能力强于其单独对生态环境质量发挥正效应时的影响能力。
  从模型二可以看出,各变量指标的t绝对值均小于1.68,不在合适的区间范围内。可以推论出外资引进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支出、审计执行能力这四项指标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从模型三中各指标的t值可以看出,外资引进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支出指标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有限。仅审计处理处罚能力的t值为3.48,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了正面影响,即审计处理处罚能力每上升1%,生态环境质量上升0.4557%。
  从模型四可以看出,外资引进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支出指标的t值都不符合相应条件,即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审计矫正能力的t值为1.96,在5%的水平上显著,对环境有影响,且产生正效应,即审计矫正能力每上升1%,生态环境质量上升1.2368%。
  综合模型三、模型四可以看出:在审计处理处罚能力和审计矫正能力单独存在、不产生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审计处理处罚能力和审计矫正能力均对生态环境质量产生正面影响,且审计矫正能力的影响颇为显著。
  从模型五的t值可以看出,外资引进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支出、审计协作能力指标的t值都不符合条件,即不显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作用有限。
  实际中,审计处理处罚能力和审计矫正能力一般是并行的,所以本文主要考虑生态环境质量在两者综合影响下的结果。模型中,审计处理处罚能力指标值越大,对生态环境质量的促进作用越强,环境能得到改善的效果也就越强;审计矫正能力指标值越大,审计实际上对费用金额的处理程度越高,生态环境质量反而会受到负面影响。
  三、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2005—2013年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标及七个国家审计治理相关变量建立函数关系和五大模型,分析国家审计治理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其中,审计指标有四个(审计执行能力、审计处理处罚能力、审计矫正能力和审计协作能力),其他指标有三个(外资引进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支出)。通过面板数据研究分析,得出结论:总体而言,七大自变量指标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不同,外资引进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支出、审计执行能力和审计协作能力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只有审计处理处罚能力和审计矫正能力对生态环境质量有显著影响。与审计无关的三个指标虽然对经济水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较微弱,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审计处理处罚能力作为一种对破坏环境行为有抑制作用的能力,处理行为越及时、处罚力度越大,对破坏环境的因素起到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因此,模型中审计处理处罚能力对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了正面影响。随着审计处理处罚能力的提升,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也随之上升。所以,这类指标需要着重提高。
  与之相类似,审计矫正能力具有纠正违反行政法规等行为的作用,也对生态环境质量产生正面影响。同时,由于矫正注重防患于未然,而不像处理处罚能力一样是被动因素,因此审计矫正能力的影响更为显著。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一中,审计矫正能力对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了抑制作用,且比审计处理处罚能力的影响更为显著,可能是由于矫枉过正而产生了负面反弹效果。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审计人员要注意多采取矫正的方法,使实施对象易于接受。
  (二)政策建议
  建议加强审计处理处罚和审计矫正方面的法律规范建设,使审计机构及人员在执行审计过程中有法可依,提高正确性和效率。适当加大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注意审计过后的矫正措施,注意上缴财政金额,防止矫正过度。控制已上缴财政金额、已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的金额与已归还原渠道资金之和与审计机关查出问题金额的比值,提高审计监督效果,在拓宽审计思路上见成效。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要求中寻找审计矫正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正确处理好监督与服务的关系,为更好地确定矫正力度奠定坚实基础。
  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运用现代审计手段,提高审计工作效率,提高处理处罚的及时性。大力加强计算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引进、推广审计软件,利用模型计算应处理处罚金额,提高处理处罚的及时性,避免矫正过度,为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和质量提供技术保障。此外应加大计算机审计的教育培训力度,培养审计和IT技术相结合的精英。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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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登于《商业会计》2018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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